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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眾的貼心干部周國知

发布时间:2019-06-07 11:40:08 编辑:笔名

  群众的“贴心”干部---周国知

 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( 杨希伟 袁韵)周国知,男,土家族人,1961年10月出生,1978年11月参军,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83年退伍回乡后,先后担任湖北省宣恩县原椿木营区(后改乡)后坝乡乡长、粟谷乡乡长、椿木营乡计生办主任、民政助理等职。工作期间,周国知爱民胜于一切,他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勤政廉政为民的动人篇章,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。2003年9月,周国知同志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,年仅42岁。他去世后,数百名村民从高山深谷自发到他家通宵守灵并送葬。近一年来,椿木营乡、宣恩县、恩施自治州、湖北省民政厅、湖北省、民政部先后作出了向周国知学习的决定,人事部、民政部追授他为"为民模范"。

  近日,深入鄂西山區,采訪了椿木營鄉大量群眾和周國知的家人、同事、領導,他們講述了周國知生前的感人事跡。這些山里人樸實的語言或許比的妙筆更能打動人,故將采訪實錄整理于下,讓讀者通過采訪對象的口述實錄來了解基層干部的典型、群眾的"貼心"人--周國知。

  群 众 篇

  罗群林(男 59岁 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主任)

  “他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,心里老想着群众。”

  “1990年周国知作为乡干部到我们村推广玉米地膜,老百姓认为投资大,不愿意搞。他就带着我们,每天背着背篓走乡串户给老百姓送地膜。全村344户剩了穷的48户,有天下午他去乡里领了笔救济款回来,马上召集我们开会,连夜和我们一起把地膜给这48户送去。后来村里玉米丰收了,以前亩产300斤,用地膜后翻到800到1000斤,老百姓拍手叫好,说‘幸好周主任,是他劝 我们搞的。'”

  周国知在向群众讲解计划生育知识。

  “1993年,他任椿木营乡个民政干部。9月的某一天我去他家,看到他弟弟的房子因为没瓦楼顶上放的几千斤玉米全被雨淋湿了。我说:‘你哥哥是民政干部,你也是群众,可以找他批点钱解决问题。’他弟弟不敢去找他。我找到周国知,说了他弟弟的困难,他死活不同意批钱,我又找区里领导批了100元,他把他弟弟喊来,说:‘我管国家的钱,每用一分钱我都要想想对不对得起国家。我现在手里只有100多元钱,你领50元回去把房顶盖上,其他事情还要自己多想办法。'”

  “2002年冬季,后坝乡村民齐怀清外出打工去了,两个孩子也在外面,他妻子做完结扎手术后正碰上种冬洋芋,周国知不仅想办法照顾他妻子,还组织乡上的干部把他家的冬洋芋种好了,齐怀清回来后感激得不得了。"”

  熊昌余(男 40岁 椿木营乡杨柳坨村村长)

  “周国知点点滴滴做实事,做得都是评不了奖的事。群众都说,周国知不是病死的,是累死的。”

  周国知带领群众修的幸福桥。

  “原来锣鼓圈村和杨柳坨村之间有座独木桥,是村民们来往和学生们上学的必经之路,桥上留下了许多悲惨的故事,群众连年反映要求修桥。1988年周国知当后坝乡乡长后,向上级争取了资金,请老百姓投劳干一起修桥。从后坝乡政府到修桥的地方有十多里山路,周国知亲自扛着50公斤一包的水泥经过悬崖沿着陡峭的山路,小心翼翼地‘溜’到谷底。那时是三、四月份,河水冷得浸骨头,周国知亲自下河淘沙,他带头干了十多天,老百姓都跟着他干。桥通了后,村民们放了两三天的鞭炮,并立了一块碑纪念,碑上刻了周国知的名字。一个多月后我去看碑,发现他的名字被磨去了,我去问他怎么回事,他说: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为群众做一点好事就要立碑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。'”

  “杨柳坨村有74户村民,山大人稀,偏远的土地垭离乡政府有40多公里,走路会走得人眼睛鼓。去年4月的一天,周国知给我说:‘土地垭有8户人家要消茅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'我们约好了时间,那天早上他6点就从乡里出发,那一天我们走了很多路,一直没吃饭。当下午走到离一户袁玉双家还有20多分钟的一个水沟边时,他捂着肚子说胃痛,然后说他明天要去县里开会,时间紧任务重,让我先去袁玉双家帮他拍照,他休息一会。我到袁玉双家拍完照片后,他还没有来,我和袁玉双去找他,到水沟边看到他躺在地上,双眼紧闭脸色发白……。”(说到这里,熊昌余的眼眶湿润了,眼泪忍不住悄然滑落,久久默然无语。)

  胡顶成(男 60岁 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 残疾人 常年卧床不起 妻子是侏儒)

  说起周国知胡顶成忍不住潸然泪下。新华社郝同前摄

  “我们舍不得他(周国知),对他我一世都不能忘记。”

  “前年农历四月,周主任(即周国知)来给我家送化肥,我正生疮流脓卧床不起,他到我家后进了我的房间,不顾臭味翻我的被褥,发现被褥坏了,不久他就送来了一床新被子。”

  “以后他只要回家就会到我们家来,不忙的时候一、两天要来一次。有时候他自己给我钱花,一年下来他要给我百把块钱,过年过节的时候他还要给我送来国家给的补助。每年农历5月27日是我的生日,他都要来看我,给我钱叫我去买东西。”

  “每到(农耕)季节,他都会帮我们买肥料送来,还指导我们种地。”

  “去年农历五月,他已经住进医院了,自己走不动路,还让他父亲给我送来一床被子。”

  丁玉兰(女 35岁 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)

  “周老二(即周国知),确实很感谢你!”

  “我结婚后怀了一个孩子流产了,后来整整8年一直没怀上孩子。周老二当计生办主任后,给我们介绍说武汉有治疗不孕不育的专家到宣恩来,让我们去检查。1996年4月的一天,周老二带着我和乡里的另外4个妇女去宣恩检查。我们中午12点坐中巴出发,下午4点到了,他带我们直接去了计生服务站,当天就做了检查。后来我又去了两次,前后花了2000多元买药打针,到1997年9月的时候我怀上了孩子。等我生了儿子四、五个月后,周老二碰到我问我检查的效果怎么样?我说:‘有效果,娃儿都四、五个月了。周老二,确实很感谢你!’”

  彭雪峰(男 38岁 椿木营乡长槽村村民)

  在周国知的帮助下,彭雪峰从旧茅房搬进了新砖房。

  新华社余国庆摄

  “周主任好,他比我的亲哥哥还好!”

  “我以前住的茅草房一吹风就‘嘎吱嘎吱'响,住在里面提心吊胆的。前年7月,周主任来看了我的茅草房,对我说:‘这个房子危险,不搞新房子不行。'我说:‘我没得这么多钱。'他说:‘公家帮你出点钱,你自己再想点办法。'没过多久他通知我说给我搞了1500元钱,然后他找我的两个哥哥做工作,让他们支援了我1000多元。后来周主任帮我买好了砖让我去拉,那段时间他每天来催我两三次,让我快点弄房子,有时候还给我们指导一下。到前年冬天的时候,新房子弄好可以住人了,周主任又催我们快点搬下来,说怕上面房子倒。新房子暂时没瓦顶上盖的尼龙纸,去年开始‘消茅’后,周主任又给我搞了1500元,帮我买好瓦拉到门口。现在这个房子风吹不进来,比以前不晓得好到那里去了。”

  何泽贵(椿木营乡杨柳坨村村民)

  福利院老人汤银桂手抚周国知给她买的棺木伤心落泪。

  新华社郝同前摄

  “周主任做的好事讲不完。他踏实忠厚、一步一个脚印,干一件事就成一件事,三更半夜打电筒也来做实事。”

  “2002年4月,我家的房屋屋顶盖的塑料纸被大风吹没了,周主任知道后很快赶到我家。他从自己身上掏出50元钱,要村干部熊昌余给我家买10斤薄膜,打3斤白酒,请几个人帮忙再盖上。”

  梅德春(女 46岁 椿木营乡福利院工作人员)

  “听说周国知去世了,全院的老人哭得象么子!”

  “2003年4月我调到福利院,一起工作27天他就病倒了。他帮老人买棺木,病中把棺木运回来,一直用手按着腹部,转移棺木时几乎被压到棺木下。听说周国知去世了,全院的老人哭得象么子!”(说着说着,梅德春忍不住哭了起来。)

  干 部 篇

  李明山(男 宣恩县政协副主席 原椿木营乡党委书记)

  “和他比起来,我们有很多差距。”

  “我和周国知一起工作了20年,和他比起来,我们有很多差距。首先在学习上,他凡是在分管某一项工作,总是对上面的政策和法律要求吃得透。比如他分管计划生育时,将政策条款都能跟计生对象说得清清楚楚,大家都说他‘记性好’。二是在公而忘私上有差距,他舍小家、顾大家,我们的家庭都比他家好。三是亲近老百姓有差距。他天天和基层群众打交道,百姓越穷,他和百姓越处得来,群众说他的门进。四是他服从意识很强,只要安排的工作,他都没有怨言,总是带头完成任务。五是他平易近人,和谁都搞得好。”

  周国知与特困户签订"消除茅草屋"状。

  恩施沈祥辉供

  “他让我感动的是,他知道自己是癌症后,哭着对我说,好多事情没完成,如果早知道就不花国家的钱了。后来他坚持要回去,只要镇痛药就可以。放弃治疗回去,是一般在职干部做不到的。他宁愿在家坐着死,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,棺材摆在堂屋里等着死。”(谈到这里,李明山的眼睛湿润了。)

  黄子成(男 宣恩县经贸局主任科员)

  “周国知一生把心扑在工作上,情与群众连在一起,对党和政府是负责的。他任何苦都吃得、任何气都呕得。”

  “1987年3月24日我任后坝乡党委书记,当时周国知是乡武装部长,我们共事了4年,两人同住一间房、同睡一张床上。那时周国知担任经主抓经济的工作组组长,1998年10月他提出要抓‘黑白黄':黑是硫铁矿开采,白是地膜玉米,黄是硫黄。通过开采硫铁矿和生产硫黄两项,后坝乡创造销售产值1500万元,乡里财政税收增加收入120万元,村民也因此增加了收入,不少人在当时就买了摩托车,后坝乡被评为全州的‘红旗乡镇'。”

  “他实干、带头、善于发动群众。他爱学习,时事、政治学习从不放松,爱记笔记。他为人谦虚,尊重人,与群众、同事关系处理得相当好。他的性格是既活泼又内向,原则问题寸步不让,平时相处有说有笑,灵活机动。”

  “他当后坝乡乡长时,我多次推荐提拔他,但因为他没有大专文凭,不能提拔,而我得到了提拔,想起来我内心确实有愧。”

  张兴武(男 44岁 椿木营乡乡党委书记)

  “他对升迁没什么意识。他说当县委书记也是为群众做事,当基层干部接触群众更多,有更多时间去为群众办事。”

  周国知生前用这个背篓给群众送去了肥料、种 子、棉被等物资。

  新华社郝同前摄

  “在每个岗位上,周国知都能迅速进入角色,干一行爱一行,兢兢业业,换岗位从没跟领导提过要求,从来不闹情绪。当后坝乡武装部长时,他带领民兵在武装训练中表现出色,还帮扶贫困户发展药材,受到州里表彰;他当乡长时,管理干部都有一套,村干部都服他管;当计生办主任时,他能耐心细致做好计划生育工作,对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贡献很大。”

  “他很艰苦朴素。八、九十年代基本上穿的都是部队服装、解放鞋。我曾经劝他买辆自行车,他不买,说是骑车只能到路边的几户,他想多走几户农家。”

  “我曾三次动员他通过函授得文凭。他说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肯定完成,当干部都是为群众做事,一去函授就是半个月一个月,群众来找我办事会找不到人。第二次他还是这样回答。第三次,他说年纪已经不小了,而且家里负担重,不可能花几千元去读书。”

  万志安(男 42岁 椿木营乡乡长)

  “周国知精神的核心是真心为民,反过来群众也很爱他。”

  “周国知去世那天,天上下雨,很阴冷,气温接近结冰。四乡八里的群众都赶来参加,他家100多平方米的四小间屋里,四、五百人人挤人、人挨人,大家鸦雀无声。从黄书记致悼词到他女儿讲话,在场的人都掉眼泪了,认为他死得早、死得可惜。残疾人严红兵赶了十几里路,天黑时赶到,连鞭炮都放错了。第二天早上,十几位群众自发在凌晨2点冒着大雨、打着手电开挖墓地;移送灵柩时,玉米快要成熟还没收割,他家的邻居砍掉玉米开了一条几米宽的通道,棺木有上千斤重,山湾里有几道坎,群众人踩人人抬人地把棺木送上了山安葬,当地的老人都说没见过这种场面。”

  亲人 篇

  周东海(周国知父亲 82岁 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,在战场上受伤后于1953年回乡,曾担任16年的小队长、4年副队长)

  周东海向讲述周国知的成长历程。

  新华社 郝同前摄

  “养儿望成龙,虽然他这样(去世)了,但是我仍然很高兴。”

  “我11岁时,我们这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,我的母亲死了后是红军帮助安葬的,所以我一直想入党,也教育娃儿要听党的话。他(周国知)母亲也是土改积极分子,1996年她去世的时候也给娃儿说要听党的话。”

  “他(周国知)从小就爱学习,吃饭时都把书拿在手上。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困难,他就和大哥就砍柴卖挣学费,后来全村就他两弟兄读了高中。”

  “我历来不占国家便宜,2002年吹大风把我家包谷吹倒了,他管别人家不管我们,我一点都不怪他。”

  “他对我很好,每次回来都要喊我到他家里喝酒。我喜欢吃鱼,过年过节他就给我买鱼回来。每年过年他都给我发压岁钱,给娃儿五块、十块,给我是四十、五十(块)。”

  周灵知(周国知长兄 47岁 宣恩县畜牧局主任科员)

  “我弟弟一生都爱群众,心里始终装着困难户。”

  “他(周国知)一岁时,母亲因病缺奶,家里有8个小孩,父亲是老生产队长,很少顾家,家里很贫困。他小时候就很刻苦,他的志向是当兵,在部队里当了班长。复员后,他先做了半年多木工,然后当村民兵连长、团支书,1984年被招聘为国家干部。”

  “(2003年)6月9日他和汪碧秀到县里,脸黑黄黑黄的,走不动路。第二天我陪他去医院检查,发现肝部有问题,次日做CT发现是肝癌晚期。我没告诉他病情,说医生建议住院治疗,他说‘消茅'任务重,不肯住院,我做了半天工作他才同意了。”

  “住院时他放心不下的是茅房户和福利院的老人。他惦记着福利院没有煤了,让我上椿木营乡去办理,我没找到存折回来了,他又让汪碧秀回去办理。他还一直担心消茅户的进展,要我去找一个叫余宏进的司机,我把这个人找来后,他给余宏进‘你岳父王定国要消茅,费用政府不能全部解决完,你能否资助一点?'余宏进同意了。第二次住院时,他又要我上椿木营去给‘消茅'户汤生朋老人捎信,说帮他联系好了买好瓦的地方,但是他不能帮他拉回去了,让我帮他拉回去。”

  “8月31日晚他苦苦求我告诉他病情,我忍不住就告诉了他,他听说自己得了肝癌后并不震惊,而是切切哀哀地对我说:‘哥,我得的是这种病,你们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把我往医院送?我花的医药费就是几个干部的工资啊,我对不起国家!'当天晚上我们彻夜长谈,他对我说:‘哥,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培养,感谢民政部门的领导同事,但是他们交给我的消茅任务我没有完成,我死后你们不要向他们提什么要求,如果可以的话,给我家里人一点适当的照顾吧。'”

  汪碧秀(周国知妻子 41岁 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民 患有严重类风湿病,已基本丧失劳动力)

  周国知生前带着公家的相机为100多户“消茅”户拍照,却从未为家里人照一张照片。直到他去世后,家里人才和他的遗像照了"全家福"。新华社 郝同前摄

  “他走得太早了,如果再让我选择,我还是会选择他。”

  “他没吃什么,也没穿什么,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交给我两、三百元,自己留点烟钱、酒钱。他在家里总是说笑,有时骂他几句,他还说我在家你们还有趣些,我不回来你们还没趣。”

  “去年,搞‘消茅'公家配了个相机让他给茅房户照相,(儿子)周辉给我说:‘妈,我想照张像。'我说‘你给你爸说去'。他说‘我不敢。'后来我就给他(周国知)说了,他摸给我十块钱,说’这是公家的东西,要照到照相馆去照。'”

  “他平时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,家里农活他基本上帮不了忙,但是他很关心我,我得风湿病三年了,只要听说那个医生能治风湿病,他就联系给我看病。他对老人特别好,如果我父母有什么困难,他就贷款支援我家。1999年我兄弟结婚没钱,他贷款2000元给我兄弟,我们两年后才还清这笔帐。”

  “他住院时,疼得厉害也不叫,只是用嘴含着铺盖,把铺盖都含湿了。我说:‘你实在忍不住就喊两声吧。'他说怕影响医生和其他病人。后来他知道自己的病了,第二天就坚决回家。刚回家时还能走几百米,三天后就不行了,我们让他躺着,他说怕群众来了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样子难过,就一直在椅子上坐了七天七夜。那些日子队里(勾腰坝村二组)的家家户户都来了,每天家里都坐满了人。去世前的四个小时,他一直紧紧抓住我的手,说:‘麻烦你了,辛苦你了,我没照顾好你,你还这么年轻,以后找个人好好照顾你。'”(说到这里,汪碧秀哽咽难语,不停低头擦眼泪。)

  周莉(周国知女儿 17岁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)

  “他忽略了我们,是为了给别人更多的关心。”

  “我从1岁多开始就跟着爸爸,在我眼里,他是慈父,我做错事情他从来多不打我,都是给我好好讲道理,多只是揪我的耳朵,所以我不怕他,有时候他逗我我还和他打架。”

  椿木营的"消茅户"住上了新家,而周国知的家仍然用塑料布遮风挡雨。 新华社 郝同前摄

  “我上初三时,有一次我去爸爸办公室,看见他桌上有一支笔一堆信签纸,我说:‘爸爸给我笔和纸吧,我拿去做作业。'他吼我说:‘公家的东西,怎么能给你!'我当时气坏了,冲出门就回学校了。从那以后我和爸爸就有些疏远了,现在想起来很后悔,其实爸爸是爱我们的,只是他把时间和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了。”

  “他给我记忆深的是他教育我要好好读书,不然就会象妈妈一样在农村,将来要找个好工作。以前,爸爸说我做的饭不好吃,我说的愿望是把饭做好,让他高兴;现在我的愿望是好好读书,做个好人,象爸爸一样为国家做贡献。今年上半年我在学校交了入党申请书,因为爸爸是党员,所以我也要入党。”

  周辉(周国知儿子 10岁 椿木营乡中小学四年级学生)

  “我总觉得爸爸还会回来。”

  “以前我和爸爸一起在街上住,但是他经常下乡,一下乡他就给我几块钱让我去买方便面吃,我吃方便面都吃烦了,所以宁愿每天走两、三个小时,也要回来和妈妈一起住。每次爸爸回家来,都要和我一起睡,睡觉前还要给我出题让我做,早上醒过来他又给我出题。”

  “我爸爸是个好爸爸,我觉得他只是象以前那样下乡去了,还会回来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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